代际差异名词解释（代际差异产生的原因）

【摘要】以“50后”、“60后”为主体的“老漂族”是支撑城市新移民家庭家务劳动、儿童照料及家庭整合凝聚的关键力量。基于对来自河南、湖南等中西地区并身处上海、苏州等长三角地区的30多位流动老人多年的生活史研究，发现“老漂族”生命历程的规律特点：一是他们对父辈祖辈遵循稳定传统的代际反馈反哺模式；二是他们对子辈孙辈以共同居住、分开居住等聚合方式，通过家务劳动、儿童照顾等生活内容和亲子关系调适革新实现代际接力的无限延长；三是“老漂族”生命历程呈现对父辈秩序维护和对子辈秩序再造的二元代际模式悖论；四是代际悖论导致认同困境、归属两难、代际冲突等风险代价；五是破解代际悖论风险、提高晚年生命质量须多方合力、多维施策。

一、问题的提出

家是理解中国文明实质特点和社会生活逻辑起点的关键，是“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 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及其角色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视角。如果说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制度外推力通过家国重塑、结构转型、流动迁徙持续释放中国发展的经济奇迹与现代化张力，那么血亲家庭则作为一种民族内生力通过调适再造、离散重组、顽强自救持久维护中国社会的代际继替与整合凝聚。如果说作为子辈，兼具独立性、个体化等集体特征的“80后”、“90后”青年群体正以其青春、知识和智慧担当现代化建设的主力，那么作为父辈，兼具少子化、顽强性等集体特征的“50后”、“60后”中老年群体正以其淳朴、妥协甚至依附突破传统，甘当“时空压缩”剧烈社会转型中保家护后的“救命稻草”。由此衍生的家庭重组、代际变革、养老革命、文明传承等重要议题，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和管窥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视角。

纵观中国社会的家庭发展与代际变迁，181年来，“家”虽时有变动但亦未脱离其在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而代际正在更替轮回的家国嬗变中呈现反哺反馈、接力传承、颠覆革新等多元模式的复杂交织。43年来，学界持续运用思辨和实证、定量和定性的多元方法高度关注中国家庭与代际变革。在家庭变迁领域呈现概括形态结构、剖析功能作用、诊断问题病变 等全方位、多重点研究特色；在代际关系领域呈现“恩往下流”、“啃老”的代际剥夺、 “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代际互惠、 “一体化”的代际共赢 等深刻剖析。为本文关注老龄化、少子化背景下，以“老漂族”为典型代表的亲历亲目传统—现代二元交织、兼具子辈—父辈二重身份的“50后”、“60后”流动老人调适再造家庭与代际的规律机制探讨提供重要参考。

纵观我国“时空压缩”剧烈转型中的人口变动，43年来，流动迁徙和老龄化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至2020年底，全国2.64亿60岁以上老人已占14.43亿人口总量的18.7%，且呈流动数量增加、流动规模上升、流动频率增强及城乡—城城多向流变新特征，“照顾晚辈”是老人流动最主要原因。十余年来，1800万“老漂族”的适应障碍、融入困境、精神孤独等重要议题作为一种“变迁之痛”持续得到政界、媒体和学界的重视。本文致力于结合个体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的长期整体视角，梳理“老漂族”生命历程的代际互动、揭示代际模式的二元悖论、探究代际悖论的驱动机制、研判风险危机、探索破解思路，以期为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特点、人民美好生活提升和现代化建设本土治理提供参考。

在“全面两孩政策下的亲职抚育困境与社会支持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支持下，笔者持续关注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人口与生育、家庭与代际、美好生活需求等重要民生议题。自2017年，笔者跟踪研究上海、杭州等“长三角五城”的30多个新移民家庭，收集老年父辈、青年子辈、幼年孙辈三代群体生活史及整体家庭史一手资料。研究中的新移民家庭是指青年夫妻双方或一方由外地户籍迁入本地组建家庭，生育后的幼儿抚养照料需要依靠一方父母或双方父母主要或辅助负责的家庭，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老漂族”就是那些为照顾子女生活、抚养孙辈主动或被动、长期或短期流动迁移实现支持儿女成家立业、成长发展的流动老人。长期田野调查发现，正是“50后”、“60后”父辈以极大的勇气魄力、妥协牺牲，全力以赴地支持“80后”、“90后”子辈的生儿育女、扎根城市，极其顽强地挽救家庭共同体的整合凝聚和社会共同体的秩序稳定，成功实现新式“四世同堂”、子女奋斗、含饴弄孙的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这种形式美好的现实生活，折射出老人群体生命历程妥协调适的顽强与弹性，验证着中国现代转型的民族特性与复杂性。

二、稳定的代际反馈与反哺：对父辈先辈的亲亲尊尊

稳定的代际反馈与反哺主要是指“50后”、“60后”“老漂族”在当下的生命中后期或之前的生命中早期依然遵照亲亲尊尊、孝道伦常、尊卑有序、高堂至上的传统规范和民俗礼仪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对其高龄父辈祖辈以赡养照护、探望陪伴、孝亲恪守、善后祭祀等关乎养老、礼仪等多元内容实现的代际模式维护和代际关系建构。

本项关注家庭史和生命史的长期、整体、综合研究发现，作为家庭整合支撑及家务劳动提供主体的“老漂族”不仅极其关注子女孙辈的生存和发展，更加高度重视与父辈祖辈的关系维护，“老漂族”与其父辈祖辈之间存在着朴素、规范、稳定的赡养反哺关系。研究中的30个新移民家庭有18个属于异地“四世同堂”，“老漂族”通过往返流动的现实照料和祭拜追思等仪式和精神表达其对健在父辈或已故先辈的浓厚亲情及尊仪伦理。

从反馈反哺的内容看，作为“老漂族”的子辈会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地为在世的高龄父辈提供金钱支持、物质资料、日常照料、特殊护理、临终照料等、为去世的父辈祖辈提供丧事办理、扫墓祭拜等可见可算的现实表达，也会提供日常陪伴、聊天回忆、电话视频、家庭聚餐合影、祭奠追思等精神支持的情感表达。

从反馈反哺的形式看，已开启中晚年乡城—城城往返多向流动的“老漂族”子辈会为高龄父辈提供或直接接触的、或间接支持的、或直接间接轮流更换的照顾、赡养和孝亲。包括独自或带着学龄前幼儿返乡持久或短暂地亲自照顾陪护高龄父辈的日常生活、疾病治疗、住院陪护、临终照料等，包括把高龄父辈接到城市短期或长期共同生活，也包括分离时的住房安顿、经济支持、电话视频、嘘寒问暖、叮嘱安慰以及逢年过节、清明中元的礼节往来、扫墓祭祀等。

从价值诉求和情感认同看，对高龄父辈乃至已故祖辈的孝亲仁爱是“老漂族”群体探寻生命源泉、维护伦理价值、平衡道德秩序、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关键遵循。家庭是社会生命之源，祖先护佑子孙血脉延续，在此意义上，护小又顾老正是“老漂族”体验剧烈社会变革不可逆转时代背景下对生命、伦理至高无上的一种精神信仰的坚持，亦是一种灵活现实的妥协屈服与自我平衡。

三、延长的代际接力及颠覆：与了辈孙辈的调适再造

延长的代际接力及颠覆主要是指“老漂族”深受制度、文化的历史外推力、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的现实压力以及自我价值圆满、伦理平衡的精神内驱力等多元驱动，积极主动、消极被动或沟通协商多向权衡下，以乡城—城城之间长期稳定或短期过渡地多向流动方式，全方位主导、参与或部分协助儿女的日常生活、家务劳动、婴幼儿照顾、儿童学习等生活内容，进而通过调适调整自我与革新再造关系的“双管齐下”极大效能地保障青年子辈实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城市融入，极其典型地展示巨变社会父辈养育代际接力时效的无限延长和边界责任的终身拓展，极其合理地实现私人生活领域的家族兴旺、血脉延续、养儿防老的人生使命和精神归属。

从时间与形式看，伴随“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新政”的渐进式鼓励生育政策调整，“老漂族”抛家舍业、流动进城、助力抚幼的时间正客观发生着从临时过渡到稳定常态、从短期协助到长期支持的接力无限延长等根本变化。研究中有20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有15个家庭的老人跟随子孙居住超过5年，有6个家庭老人跟随子女工作流动2个及以上城市，无论共住时间长短，所有老人都会在子女居住城市和老家之间频繁或稳定的往返流动。

从内容与本质看，晚年流动既是一种老人内在驱动的自我调适，也是一种多重外力合推下的关系改造；既是一种传统代际接力无限延长的变异颠覆，也是一种新社会环境中寻求生存发展的父子两代集体调适的重建再造。与传统乡土稳定社会所需的物质经济、生活照顾等养老资源不同，家庭小型化、提前空巢化加剧了老人对家族延续、儿女依恋、子孙兴旺的情感慰藉和心理渴求。老人以现实可见的时间、精力、劳动投入换取精神满足和话语权利，子女以亲情、血缘等隐性、无形的情感、道德、伦理获得现实刚需的生活帮助，城市新移民家庭通过父辈—子辈资源的双向流动实现互惠共赢，堪称以低成本私人领域家庭策略抵御公共领域无情风浪的最新“翻版”。

四、从反馈反哺到颠覆再造：“老漂族”二元代际模式及其驱动力

（一）一个悖论：二元代际模式

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20年，“80后”、“90后”、“00后”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持续在巨变时代与良好教育的双重红利下展示出职业才华和极大创造力，却亦在婚恋家庭、生育抚幼等重要生活领域暴露集体脆弱与不成熟，在公共支持体系薄弱匮乏的社会环境下，正是其“50后”、“60后”、“70后”的“建国后的父辈们”以割舍乡土、流动漂泊、抛家舍业的妥协与顽强，破解新生代城市青年生存与发展、家庭与事业平衡两难的矛盾困境。

正所谓“中国人心中有祖宗、有子孙，把自己作为上下相连的一个环节”。纵观“老漂族”生命历程的代际关系与互动：在时间与方向上，一边是生命早中期对父辈祖辈自下而上的亲亲尊尊与仁孝秩序，一边是生命中晚期对子辈孙辈自上而下的照料支持与再造革新；在空间与性质上，一边是家族宗族责任至上、安土重迁稳定传统精神的支配主宰，一边是骨肉血亲兼顾、多向流变现代特质的弹性调适；在内容与情感上，一边是对养儿防老、颐养天年等轻松自由理想晚年生活的内在向往，一边是对子孙兴旺、育幼护后等现实约束限制的过度付出与无限责任……这就是本项研究所揭示的“老漂族”生命历程的二元代际模式。这种二元代际模式时空并行或分离、内容冲突或和谐、情感认同或排斥之间的复杂交织更包含着转型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在秩序与颠覆、自由与约束、价值与利益、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深层悖论。更为彰显的是，作为内生动力的家庭庇护和集体主义等传统精神不仅在千年稳定、铁板一块的农业社会支配主宰，它在“时空压缩”、“四化同步”的现代转型中依然典型顽强，这是中国人基于历史、文化和现实以漂泊迁移为策略代价图存自救的自我动员行动，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漫长摸索和风险抵御中的独特民族选择。基于情感、伦理、社会的三重机制与驱动为老人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能、可行与可为。

（二）二元代际模式的三重驱动力

1，情感驱动力：即人类最为朴素的生育繁衍、代代相传的本能和对父辈祖先、儿女子孙的血缘亲情是驱动“老漂族”甘于吃苦艰辛、守土流动并行、上下两代兼顾的关键内生动力。

首先，“老漂族”对双亲手足有深厚感情，对儿女子孙有深切依恋，延续生命血脉、庇护风雨难关、减轻压力负担等诉求心声是其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访谈中的老人强调生死、老小是人间大事，父母临终不关怀不配为人，儿女生育不支持不配为父母。

年轻时忙赚钱很少带孩子，女儿毕业定居杭州生育老俩口闲不住了，提前过来照顾。外孙现在一岁活泼可爱！（个案余父AHN-HZ2008， 60岁）

育有一儿一女的余父表示得先帮女儿育儿持家，儿子在北京上学不用管太多！来自上海郊区的老李夫妇选择一人照顾女儿家、一人照顾儿子家、周末儿女家务自理、老俩口回家团聚的分工帮扶策略：“小家庭生育时最需要父母支持，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活泼健，餐桌上有热饭，屋里有爸妈聊天，这种安全保姆取代不了！”

其次，深切的情感内驱力造成“老漂族”一定程度的去性别、去身份、去制度、去地域特征，堪称一次家庭结构重组和权力重塑。

一旦老人决定进城，为儿女再战，都会积极调适心理，他们会较大程度地抛弃父权规范、忽略社会性别差异而全方位劳动参与，也会对后代搁浅放弃重男轻女遗毒、儿子女儿平等兼顾支援、孙子孙女儿一视同仁爱护等。如退休干部谢父年轻时不做家务，但在上海女儿家掌勺做饭，家务全包！只身在南京照顾儿子全家的张母则家务全包、孩子全带，除了吃喝喂养，骑车接送、学习教育等也在儿子忙碌时全权负责！

再次，情感内驱力下的流动和付出为“老漂族”赢得了人生自我圆满实现的理想情感满足和养老终老方式进退自如的现实资格底气。

务农的老张夫妇做出跟随儿子定居南京的决定，久居合肥的老刘夫妇选择进退灵活的规划安排，独居的陈母表达子女需要优先的灵活策略……多次回访发现，老人的选择千差万别，行为灵活多变，想法复杂微妙，但都终究式微于骨肉血亲的牵挂、依恋儿孙的亲情、后代兴旺发展的期盼等淳朴真情。

2，伦理驱动力：即乡土社会和世俗文化千年深刻沉淀并始终延续的家族秩序、伦理规范要求下的代际义务、伦理行为、村规民约等是加剧城乡“老漂族”流动支持儿女的重要外趋力。

首先，首属群体范围的手足、家族、亲属之间的交往交流成为有效促使“老漂族”进城行为选择的关键推力。少子化和家庭小型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中国人与家族亲属间的社会交往，子女的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生存发展成为亲属网络话语体系中位居第一的核心议题。研究发现，不仅“老漂族”在离乡前经常被询问“孩子工作定了吗？”、“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生二胎了吗？”、“啥时候去照顾（外）孙子（女）？”“老漂族”进城后与亲属的联系中，子女儿孙、家务琐事依然是话语表达的中心词汇！

女儿怀孕后，全家早早做我思想工作，一定要悉心照顾，避免产后抑郁。我就从产前一直照顾，现在外孙都上小学了！（个案倪母HBC-SH1810，68岁）

不仅来自城市的倪母是在亲属催促下长时间在上海照顾女儿，许多不舍得离乡、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村老人也表示受不了兄弟姐妹的催促和压力：

我不想去外地，弟弟说我偷懒，诅咒我不带孙子老了没人养，城里楼房不自由、吃饭习惯闹矛盾，我天天盼着回老家！（个案王母JSN-HZ1912，63岁）

其次，次属群体范围的乡亲邻里、同事朋友间相处交往中家庭核心、子女重心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选择为“老漂族”尤其是农村老人接受进城支持儿女提供重要参照比较。

儿女都在苏州工作，我给闺女带孩子3年，给儿子带5年，很多乡亲都进城带孙子了，留在农村也孤单，在苏州也交到了新朋友！（个案姜母HNN-SZ1702，55岁）

持久的城镇化和“打工潮”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走向城市，流动打工丰富了农民的生命历程、提升了农民的城市适应能力。老人们在频繁丰富的城乡流动中感受到乡亲邻里的悄然变化、感受到家庭的脆弱与顽强、领悟到女性的力量和性别平等趋势与内涵，这些成为撼动城乡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不仅养儿防老养育孙子，也同时开启女儿养老、儿女平等，支持女儿发展、抚幼持家流动新生活的重要参照力量。

3，社会驱动力：即伴随改革“时空压缩”的剧烈社会转型、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动、快捷便利的公共服务、文明进步的社会风气为“老漂族”两家往返、两代兼顾提供现实可能。

首先，巨变时代开放文明的社会风气、全民参与的社会流动、城乡融合的发展潮流作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洪流驱动着城乡老人的流动观、家庭观和财富观。研究中的大多城市老人自身就有着亲目亲历建国、建设、改革等国家发展历程参与的丰富实践，他们不仅不排斥流动、甚至观察、研究、参与流动；许多农村老人深受打工潮的影响，不仅目睹着乡亲邻里外、亲属朋友外出务工，自己也在青壮年时代流动打工。因此，晚年依偎儿女、各尽所能，让家更强大对于许多有过流动经历的老人而言并不困难。

其次，充裕发展的物质生活、快捷便利的交通设施、丰富全面的公共服务降低了老人流动的经济成本、缓解了老人流动的压力焦虑，为老人的自由往返提供了可能与可行的安全保障。

村里外出的是多数，像我这样不出去的是少数！孙子都高中住校了，小外孙在北京上幼儿园需要有人接送，儿媳老伴都劝我去帮帮忙，我犹豫很久！女婿直接开车来接我，这两次过节回老家都是坐高铁，现在科技真发达，我不怕出门了，和外孙商量一起坐飞机去看大海！（个案邹母HNN-NJ1710，60岁）

从私家车到地铁、高铁、公交车、网约车、飞机等等，可以发现，曾经保守封闭的邹母因为照顾女儿外孙而观念改变流动进城，在步入老年的短暂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比此前半个世纪都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改变。而更多的“老漂族”父母在青壮年时期经历过科技、信息、技术、交通落后的颠沛流离与不稳定，更在寻求家庭团聚、安定归属的晚年生活中感受社会的革新！

五、矛盾与迷茫：二元代际模式的三重代价

（一）身体劳累与认同困境

首先，家务操持与幼儿抚育为核心内容的老漂生活不同程度地加重老人现实客观层面的疲劳感受甚至身体疾病。

本项研究中的30个新移民家庭中，老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疾病，其中20位老人需要每天坚持服用针对高血压、心脏病等器质性疾病以及钙铁锌、DHA等功能性、缓解性的药品，有8位老人曾长期或多次寻求中医诊疗，健康无恙感觉良好的老人屈指可数。多数老人，尤其是女性老人表示身体疼痛主要来自抚育幼儿的各项内容，如婴幼儿时期需要抱、喂、晒太阳、做运动，学步时期需要扶走、会走了需要紧密跟随、长大了奔跑需要追着喊着保护安全等等。男性老人的疲劳倦怠主要来婴幼儿哭闹的慌乱烦躁、学龄期后接送的来回奔波、买菜做饭、家务整理等日常生活的繁琐与枯燥等等，而这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其在青年时期作为父辈养育子女所没有经历和接触过的。

爱静的倪母坦言：

“当了半辈子的幼儿园园长，我现在听见小孩尖叫就头疼，看见他们上蹿下跳就上火，老了就想安安静静的看看电视，听听音乐！”

操劳的孙父则强调自身的涅槃：

“谁年轻时不是个甩手掌柜，没吃过什么苦！现在全职保姆样样精通，也累出个中风痛风的毛病，不指望小孩伺候，我都是自己做公交车定期去医院找中医做康复治疗！”

其次，家务劳动的无偿无止境和育儿教育的责任无限化在较大程度上导致老漂族自我价值感降低和身份认同困境。

研究发现，三代共住的生活共同体内部嵌入显性和隐性的矛盾丛生和相互妥协的复杂运转机制，资源和权力在代际之间的变换过程中，家务和孩子成为话语强弱、地位高低、关系亲疏的核心焦点。许多新生代子女在经济上并无保留，对父母和孩子都比较大方，甚至做到有求必应，无条件付出。但物质水平的改善和生活条件的提高导致子女对居家环境质量、衣食卫生品质、生活安排节奏、幼儿抚养教育方式等方面要求精益求精，且与父母习惯有相当差距甚至截然对立，导致老人无所适从，自尊受挫、自我否定。

个性要强的黄父非常气愤：

“什么都要听儿媳的我实在受不了，以前我在家都是说一不二，现在什么都要听她的，太强势，老伴天天收拾他们还挑三拣四的，我们要回老家！”

隐忍温顺的陆母坦言妥协：

“不管外出游玩，还是出去吃饭、购物，基本都是听小孩的安排，他们说怎么样我们照做就行。不服老不行啊，我们要是再出一套主意，那肯定是全家大乱，日子一天也过不好！”

（二）精神孤独与归属两难

首先，家务劳动的细琐繁重和养育孩子的心神消耗导致老人主观上的封闭消极和客观上的社交减少，甚至陷入晚年孤独劳动的不利处境。

研究发现，许多老人每天负责一日三餐、采购整理占据白天大多时间，抚育幼儿更是日夜兼程苦不堪言，两者兼顾的老人每天几乎没有自由时间，没有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并且子女下班回家疲惫劳累需要被照顾、积极温暖的言语情感沟通日渐减弱、微乎其微！

夫妻健康共同支持女儿的谢父坦言生活方式巨变导致的孤单寂寞：

“女婿经常出差一周半月不在家是家常便饭，女儿时常天黑才回家，老伴报的广场舞经常缺课，我的象棋班也不能全勤，因为每天都要接外孙放学，再去辅导班，我们老俩口有时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比年轻时辛苦得多，周围老乡也是点头之交，没有聊天喝酒的时间！”

其次，与子女间渐行渐远的生活节奏和伴随孙辈日渐长大的独立等现实客观上加剧了老人归乡与漂泊终老焦虑。

“儿女孝顺生活舒心在哪里都是家，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家！现在每天都很累，几乎没人能和我说得上话，回家还有老邻居，还有狗，菜地能自给自足，生活自在！”“虽然我超级粘女儿，但这几年她也没少气我，有时我也想赌气回老家住，但小区里的邻居和老朋友也都搬走了！”走进中年或老年的流动老人们发现，他们一边形式上身在城市、无私过度奉献不得停歇，一边也在暗自揣摩终老的去留和前途！

（三）代际冲突与迷茫探索

首先，长期离散分别后的家庭团聚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结构调整和权力转移等多重原因势不可挡地衍生难以遏制的代际差异乃至冲突斗争，成为城市家庭形式稳定整合、内部脆弱松散乃至离婚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的多次回访中许多老人亦会无奈沮丧地告状倾诉自己不仅与儿女之间存在沟通减少、话语冲突等诸多差异不和，而且伴随孩子的长大，祖孙之间也会在生活、学习、习惯、观念等各方面产生差异和冲突。有些冲突是形式化的、不影响三代亲密关系和家庭凝聚力的，如三餐内容、生活习惯、儿童学习等，有些冲突是对亲子关系造成严重破坏、对家庭共同体产生重大杀伤的议题，如孩子性别、姓氏争夺、话语权力、财产分配等。

其次，代际冲突、认同困境及归属焦虑等现实生活也在考验着流动老人对自身成长变化的探索和对社会世界的全新体验理解。

“现在吃个饭都要全家大战，小时候我做啥她吃啥，现在她看我做啥都不满意，非要自己做，我看她做饭也是一肚子火！”诸如此类吃饭、幼儿喂养方式、断奶方式、语言教育、兴趣班选择等都会引发两代之间的争论，许多老人感慨“吃力不讨好”、“远香近臭”、“不一起居住孩子天天打电话撒娇，结果老人有求必应又翻脸不认人！”、“越来越没规矩，社会变化太快！”、“中国人的家乱了，还不知道儿女们以后怎么养老呢！”

六、破解思路与对策建议

本项关注流动老人生命历程和生命质量的研究发现，生命晚期并非被动消极的人生末途，而是积极建构无限可能的另一种绽放。积极适应现代转型的“老漂族”为我们透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正面的视角，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亦展现出与国家发展历程同步的、不确定的、充满风险挑战却又充满韧性弹性和不断调适革新的总体特性。因此，“老漂族”生命历程二元代际模式悖论的破解与诸多矛盾风险的化解亦须总体思路引领和制度设计落实的“双管齐下”。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11月18日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和制度框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这为以“老漂族”为典型代表的流动老人及所有老龄人口更高生命质量的提升和更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提供坚强后盾和制度保障。

在总体思路的设计和引领上，养老保障、社会参与、友好环境等方面的持续建设和优化调整至关重要。

一是要持续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尤其是尽快实现企业职工等各类群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资产收益扶持增加农村老人收入等，为异地生活的“老漂族”提供经济保障、消费便利和底气尊严。

二是要积极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通过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提升老年文化服务质量、鼓励支持老年人就业、志愿服务等方式的活动参与，帮助异地生活“老漂族”适应晚年城市生活、增强其参与城市建设的主人翁意识、提高生活品质的获得感和价值感。

三是要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通过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普法和宣传、老年宜居环境的改造与重建、敬老爱老国情教育等理念的落实，营造优化良好的敬老社会氛围。

在制度政策的有效施行上，适老政策、公共服务、家风重塑等领域调适优化成为当下迫切和未来关键的三重着力重心。

一是要着力制度政策调整，简化异地就医、刷卡结算、随迁落户的现场流程，推动老人权利权益的同步进城，打通老人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以就医保障和户籍保障为流动老人健康、安全、有归属、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提供坚实的“安全网”。时至今日，尽管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7岁，但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晚年不健康、长期服药、慢性病成为中国老人的集体困扰。因此，为老适老的医疗制度改革和配套倾斜政策至关重要。而面对属地管理、户籍难迁造成的老人频繁流动、去留顾虑、叶落归根、依偎儿女的难题和混乱，针对流动老人的专项政策调整和制度保护迫在眉睫！

二是要着力公共服务优化，弱化公共交通、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内容、设施、空间领域的城乡差异、户籍差异、身份差异，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增加城市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积极构建无差别友好吸纳流动老人活动空间、互动场所、社会交往为核心的情感支持系统和身心适应机制。积极推进地方落实外埠老人同等享受本地有待项目，鼓励社区、居民小区、物业公司、企事业单位、学校系统将针对居民、职工、学生家庭的“一老一小”服务项目纳入常规化工作系统，提升公共部门主动适老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是要着力家庭家风重塑，强化家务劳动、家庭付出重要性、价值性的文化宣传和舆论引导，积极引入专业化、社会化的力量协助构建良好家庭关系和家庭风气，引导敬老爱老传统的现代转变，明确青年子女在三代家庭中对“一老一小”的主体责任，为流动老人的城市安居提供物质、精神和情感的关键安全保障。

（注释省略。文章首发《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2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