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翻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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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金图/付业兴端州(今广东肇庆)盛产端砚。宋康定元年(1040),包拯调端州任知府,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逻辑,包拯至少应不缺端砚。包拯之前的多数知府都验证了这一逻辑,趁向朝廷进贡之机,敛取上贡数量几十倍的端砚,用于赠送当朝权贵。可包拯在任期间没拿一方砚台,并明确规定制造的端砚仅满足上贡数量即可,官员不得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翻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全诗)

文/阿金 图/付业兴

端州(今广东肇庆)盛产端砚。宋康定元年(1040),包拯调端州任知府,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逻辑,包拯至少应不缺端砚。包拯之前的多数知府都验证了这一逻辑,趁向朝廷进贡之机,敛取上贡数量几十倍的端砚,用于赠送当朝权贵。可包拯在任期间没拿一方砚台,并明确规定制造的端砚仅满足上贡数量即可,官员不得借机层层盘剥。

宋史》中还记载包拯“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即在包拯离任归朝时,一些士绅官员相赠礼物,但都被其谢绝。官船沿江而下,当行至羚羊峡时,本来风和日丽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江中也浊浪翻滚。包拯想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藏于船上?立即把随行人员叫来盘问,结果书童禀告说私下替其收了一方端砚。包拯当即命书童将砚取出,虽是雕龙刻凤的宝砚,但包拯随手将其抛入江水之中。

由此可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说,有些道理但不绝对。包拯与端砚近水楼台不假,不先得月就是真,不得月更是真。

其实和包拯一样用自己的行为证明此观点不绝对的人和事还有许多。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并几次出任当时教育部高层领导,长期独管数十万美元的清华基金。但其病后出不起住院费,死后没有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梅贻琦守着“金碗”却过着清贫的生活。红三军团过雪山时,在山顶一位红军战士被冻晕。彭总一见立即大吼:“去,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旁边有战士小声告诉彭总:“这位冻晕的红军战士就是军需处长。”过草地时,一位炊事班长竟然在行军途中被饿死。谁都知道军需处长是管后勤的,其职责包括衣服的发放;炊事班长牺牲时身上就背着粮食。军需处长和炊事班长的楼台离水尤近,只需举手就可得“月”,但为了忠诚履职,他们选择了远离“得月”。

从上述事情不难看出,只要有权力,就有了得月的条件和优势。有人把这条件和优势利用和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拯之后熙宁年间的端州知府杜谘,人送绰号“杜万石”,此人也下一道命令,禁止砚工开坑取石制砚,把砚石全部霸为己有,还安排专人去羚羊峡的江中,打捞当年包拯扔的那方端砚。

近水楼台与得不得月没必然的因果关系,包拯、梅贻琦、军需处长和炊事班长就没因近水楼台而得月,反过来得月者未必全都近水楼台,未必只有管钱财的才贪污受贿,未必只有管人事的才买卖官职,未必只有管工资的才领取空饷,未必只有管工程的才收受楼房,未必只有管金融的才索要股权……远水的楼台,一样可以得月,一样可先得月。

其实,近水的楼台不是不可先得月。周灵王二年,祁黄羊因年老告退,在向晋悼公举荐与自己有仇的解狐任中军尉,而解狐未及上任就死去之后,又举荐了祁黄羊的儿子祁午。祁午称职优秀,所得之“月”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工作,服务于大众。

“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所以与腐败挂钩,就是因为官员所得之“月”,就是金钱、美色、利益,照亮的是自己、家人、亲戚、朋友。“近水楼台”被视为“月”的同党,其实“近水楼台”真的很冤,因为得或不得“月”的决定权在官员手中。但若想为近水楼台平反,就只能靠官员像包拯那样行事,或像祁黄羊,让所得之“月”照公避私,近水楼台就变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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