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的一天，位于中南海的总理会议室，门外戒备森严。

室内，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场重要会议正在进行。

大家正在发言，有一位与会人员起身走到了周恩来身边：“总理，部里来电话，有点急事让我去处理。”

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慢着！”周恩来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伸手示意工作人员上前拦住那人的去路。

那人转过身去，看着周恩来，一脸迷茫。

周恩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搜一下身。”

工作人员搜了搜那人的公文袋说：“总理，看过了，里面没有文件。”

周恩来说：“再看看口袋。”

接着工作人员又开始检查那人的上衣和裤子口袋，对周恩来点头示意也没有什么物品。

周恩来对那人不无歉意地说：“为了保密，不得不这样做。你可以走了，爱萍同志。”

你没有看错，周恩来下令搜身的人，正是张爱萍将军。

张爱萍是开国上将，主抓“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是本次会议的“重量级”领导，周总理对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对原子弹的研究开发历程说起。

1945年8月，日本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上空升起两朵蘑菇云，狠狠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抵抗意志，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

相信大家都知道，日本升起的蘑菇云是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原子弹是美国军机投下的。

靠着一种先进的武器，提前结束了一场战争，这在世界军事史上还是首次。

接下来的原子弹表现得更出彩，1946年，苏联十万大军占领伊朗北部赖着不走，在美英的压力下，不得不乖乖撤离，除了其它原因，原子弹的威慑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但是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为首的等美国鹰派分子，也曾经叫嚣在半岛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毫无疑问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道屏障，不可或缺。

因此，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的号召。

50年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苏联老大哥也乐见同一阵营的中国拥有原子弹，早已掌握核技术的老大哥对中国伸出了援手。

在苏联专家建议下，中国把大西北的戈壁荒漠滩罗布泊作为核试验基地，在那里建造起了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中国的核试验终于起步。

苏联人也是“无利不起早”，他们出手帮助我们，同样是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希望用技术援助做筹码，来达到一些目的。

什么目的？想利用和中国组建联合舰队的机会，重返旅顺港。

旅顺港一直是中国人难以言说的痛，先是在19世纪末被沙俄占领，20世纪初又被日本占领，抗战胜利后被苏军强占，直到1955年才全部撤走。

如果苏军重返旅顺，中国的主权就会再次遭到“侵犯”。

毛主席自然不会拿国家主权跟苏联人做交易，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上述建议予以坚决拒绝。

如此一来，赫鲁晓夫心中不悦，中苏关系跌入冰点。

作为报复，苏联单方面撕毁与新中国签订的军事工业以及科技援助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向我国提起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所欠的苏联贷款和债务，企图敲打我们，逼迫我们就范。

中苏不和的消息传出，最为高兴的当属美国当局，他们认为苏联中止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刚刚上马的核计划是“灭顶之灾”，因为中国的科研水平落后，想要独立搞出原子弹的难度很大。

即使比较理性的美国核科学家也断言，中国需要至少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

中苏交恶之后，我国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不少百姓开始饿肚子。在此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研制核弹，高层出现了两种方向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勒紧裤腰带，甚至“当了裤子”（陈毅语）、砸锅卖铁也要研制原子弹，一刻都不能停。

只有研制出原子弹，国家安全才有保障，我们才能一心一意地搞建设，造福人民。

另一种意见是，民生要紧，暂缓研制核武器，搁置核计划，等经济缓过来之后再上马；“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

原子弹的研制跟经济有关联吗？不但有，还有很大的关联。

要知道，原子弹研究是烧钱的，美国研制原子弹耗费了20亿美元，我国研制经费也不会太少。

根据预算，原子弹研发计划共需人民币787万元。这个数额在那个年代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没有真金白银，可谓是寸步难行。

该如何取舍，决策层领导举棋不定。

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同志，在请示毛泽东主席之后，决定让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做调查研究之后再定夺。

为什么是张爱萍？

首先，张爱萍文化水平高，有“军中秀才”之称，长征时当过秘书长、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是延安军政大学的教员。

我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就是张爱萍主持创立的。

建国之后，他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路先锋。

对我国国防科技影响深远的《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以及《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都是张爱萍主导制定的。

不仅如此，张爱萍将军也是我国最早提出研究原子弹，最早提出发展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领导人之一。

张爱萍主抓原子弹研究工作，曾经４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

我国第一代地对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也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可以说，除了他，再也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接到调查任务之后，张爱萍非常重视，他比谁都知道原子弹研究的急迫性，国际风云变幻无常，之前中国只有一个强敌美国，在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也成为中国的潜在危险源头。

而苏联与中国紧邻，对中国使用核讹诈、核威胁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张爱萍深知核计划生死攸关，一刻也不能停，他要做的，就是让国家领导人明白核计划的进展情况，不动摇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长时间领导原子弹研究，他已经从当初的门外汉，变成半个专家，他掌握的核知识，让启蒙老师、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核科学家朱光亚都赞不绝口。

张爱萍进行调查工作是得心应手，但因为责任重大，张爱萍不敢怠慢，还是带上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长刘杰一同前去调查。

刘西尧虽然是马背上的将军，但他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物理，在原子弹研制上绝对是内行。

刘杰是地质部的领导，中国第一座铀矿就是他在任时发现的，而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铀，不让他去也不行。

就这样，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头羊们开始了考察历程。

他们跋山涉水，实地走访调查了核工业系统的各个基地，从铀矿到水治场，从浓缩铀场到核武器研究基地，一个不落，详尽调查，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1961年11月，凝聚了张爱萍和刘西尧、刘杰心血的《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报告洋洋洒洒几万字，但是核心就几个字：“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依据是：

我国的两弹研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导弹研究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装备；铀矿资源充足，也能满足需求。

最根本的要素是，我们有一批十分爱国的科学家，他们愿意全力以赴，舍弃小我，为研制原子弹做贡献。

但是计划出炉后，再也没有了消息，暂时被搁置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实在太严峻，粮食问题也一时难以解决。

直到196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核研发计划才重新被拿出来。

为什么这时候才拿出来，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蒋介石摩拳擦掌，叫嚣要反攻大陆，印度围绕着麦克马洪线在做文章，蠢蠢欲动。

总的来说，“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是当时国际情况的真实写照。

主持军队工作的同志意见终于达成一致，那就是“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才快马加鞭，得以顺利实行。

可以说，实施这项计划，张爱萍功不可没，既然如此，周恩来为什么还要“搜查”张爱萍呢？

之所以这样，和原子弹的高度保密的性质有关。

上个世纪6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得很。

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成为对手，之后又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当然很想了解中国核试验研究动态。

中苏关系闹僵之后，和中国有着7000多公里边界线的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时刻想颠覆中国，更想掌握中国的核研究动态。

两国关系蜜月期，苏联曾向中国派出数以千计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好几年的时间，其中就有克格勃，他们拉拢腐蚀了个别人，在相关领域也发展有间谍，不遗余力搜刮情报。

美国跟新中国没有官方交往，但是他们使用了高科技，比如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上千个监听站和测向站，同时还使用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不断刺探我国的核试验情报。

当然，苏联这时候也有了间谍卫星，同样也可以刺探、窥伺中国相关情报。

而中国的核计划，就一定要将保密工作做好，不能让敌人获知。

最重要的是，核试验不可能是一次性成功，别的国家原子弹是经过几次甚至十几次试验失败之后才成功的，我们的原子弹试验比较顺利，只进行了三次就成功了。但是试验失败的消息多年之后才公布，当时是严格保密的，因为试验失败的消息泄露出去后，将带来极大的负面国际影响。

所以，要想封锁消息，保密工作非常重要。

之所以将原子弹各种零部件生产试制厂、试验场、总装厂、综合实验场设在祖国大西北的茫茫戈壁，首先是为了安全，其次就是为了保密。

当时研制原子弹的工厂叫211厂，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上万人，他们大都来自北京的科研院所、东北的军工企业。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关乎国家核心机密，他们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能使用工作地址给家里写信（地址只显示XXX邮箱，没有地名），更不能向家庭成员包括爱人，透露自己的工作性质。

在这里上班的人，都知道一个“三不知”的保密制度：“干什么工作，不知道；问你在哪里上班，不知道；问你的通信地址是什么，不知道。”

即使在多年之后，他们也遵循着一个原则，即“不该问的别问，知道的也不往外说”。

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不仅在北京医科大学上班的同事不知道她丈夫在哪工作，就是北医大的领导也不知道，直到1986年邓稼先去世，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为邓老举办追悼会的新闻，这才知道真情。

据后来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原子弹试验的每一道流程都是用暗语。

比如首次试验暗语为“一”，实弹为“老邱”，装配叫“穿衣”，弹在装配间称为“住下房”，弹在塔上称为“住上房”，雷管叫“辫子”，弹上插雷管叫“梳辫子”，测试称“诊断”，剂量称“体温”，气象称“血压”，起爆为“零时”。

为了确保保密工作万无一失，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中央专委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再三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叮嘱到会的领导同志们要以身作则。

“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假如不成功，让外国人得知，风险难以想象。凡是和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即使是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中央委员，因为她和核试验无关，我就没有告诉她”。

而张爱萍被搜身，就是发生在这次会议上。

不是周恩来不信任张爱萍，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提醒大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反保密制度。

正因为如此，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个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公之于世的时候，全世界都震惊了：事先怎么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有一个投身原子弹研制工作并在此坚守多年的人，竟然向领导发问：原子弹是在哪里制造的？

无论到什么时候，保密工作永远生死攸关，远的教训不说，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大兵的调度安排，在卫星和网络的联合“包夹”下，成了几乎透明的存在，屡屡被精准打击，这就是吃了“泄密”的亏。

我军正是做好了保密工作，所以才战无不胜。